哪一年恢复高考的，哪一年恢复高考的1977还是1978

1977：冰河解冻时——恢复高考纪事

1977年的冬天来得早，11月的北京，风已经带着刀子似的锋利，刮得颐和园的昆明湖起了细密的波纹，就在这样一个寒意料峭的清晨，教育部的一间办公室里，灯亮了一整夜，桌上的烟缸堆满了烟蒂，几份揉皱的文件散落在地毯上，最上面那份《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的草稿，标题被红笔重重圈出——"恢复统一考试，择优录取"。

田埂上的"疯传"

消息像风一样，先从田埂上刮了起来，安徽皖南的山坳里，知青李建国正抡着锄头挖红薯，锄头突然卡在石头缝里，他顺势坐在田埂上，掏出怀里卷边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，公社广播员老王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颠颠地赶来，车铃铛在山坳里响得格外清脆："老李！快！中央广播！恢复高考了！"

李建国手里的书"啪嗒"掉在地上，他愣了半晌，忽然站起来，锄头也不要了，拔腿就往知青点跑，裤脚沾着泥，头发被风吹得像鸡窝，他却笑得像个孩子："高考！恢复高考了！咱们能考大学了！"

知青点里炸开了锅，有人把贴满报纸的墙壁撕下一角，露出底下早年被遮住的俄语字母表；有人翻出压在箱底的中学课本，纸张已经泛黄，边角磨出了毛边；更有人抱着收音机蹲在门槛上，把音量开到最大，反复听广播里那句"以工农兵为主，也要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年龄放宽到30岁"。

车间的"秘密"

上海江南造船厂的钳工车间里，蒸汽弥漫，机器的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发麻，23岁的张卫国正戴着满是油污的手套，拧着一个比拳头还大的螺母，汗水顺着安全帽的系带往下淌，突然，车间主任老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把他叫到工具间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："小张，你看这个。"

报纸上，《人民日报》恢复高考的报道被红笔圈了出来，张卫国的手在油污的工装裤上擦了又擦，才小心翼翼接过报纸，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——那是1966年停考前，他梦寐以求的事，初中毕业时，他的成绩在全年级前三，可一场"文化大革命",把他从课堂拽进了车间。

"老陈，我......我能考吗？"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
"怎么不能？政策说了，工人、农民、知青、应届生，都能考！"老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"想考就抓紧，我帮你跟班长说，夜班给你调调。"

那天晚上，张卫国没回家，他躲在车间更衣室的角落里，就着昏黄的灯光，翻出姐姐偷偷藏起来的高中数学课本，油污的课本上，函数图像和公式像一群跳动的精灵，他看得入了迷，连车间外传来的《东方红》乐曲都没听见。

油灯下的"微光"

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，15岁的王小梅正就着煤油灯给爹娘纳鞋底，灯芯"噼啪"响了一声，火苗跳了跳，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像一株瘦弱的庄稼，民办教师王老师推门进来，棉袄上沾着没化的雪沫："小梅，好消息！大学招生了，咱们村也有人能考了！"

王小梅手里的针线活停住了，她想起去年，村里小学缺老师，她刚上初三就被拉回来代课，每天给十几个娃娃教"毛主席语录"，教"加减乘除"，她偷偷攒了半本数学笔记，藏在炕洞的瓦罐里,上面记满了函数和几何题。

"王老师，我......我行吗？"她抬起头，眼睛里闪着光,像窑洞外刚升起的星星。

"行！你底子好，我帮你补课！"王老师从怀里掏出一张卷子，"你看，这是去年的模拟题，我托人从县城带回来的。"

从那天起，窑洞里的油灯亮得更晚了，王小梅一边给村里娃娃上课，一边跟着王老师复习，煤油不够了，就用棉籽油代替；没有演算纸，就在地上用树枝写，雪落在窑洞顶上，落在院子里，落在她冻得通红的手指上，可她的心里,却像揣着一团火。

考场的"春天"

1977年12月，冬日的阳光难得地暖和起来，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，年龄从14岁到40岁不等，有人带着锄头，有人带着扳手，有人带着刚摘下的棉手套，北京考点里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考生颤巍巍地走进考场，监考老师想给他搬个椅子，他却摆摆手："不用，我站着就行，我等这个机会，等了十年。"

李建国在考场上写下作文《我的大学梦》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，好像要把十年的委屈、十年的渴望都写进去，张卫国做数学题时，发现最后一道大题竟然和车间里遇到的某个机械原理有关，他笑着在草稿纸上写："原来，生活早就把答案藏在了我手里。"王小梅交卷时，看见窗外有几只麻雀落在枝头，叽叽喳喳地叫，她忽然觉得,那是在为她歌唱。

尾声

1978年春天，录取通知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全国各地，李建国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张卫国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，王小梅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，他们在各自的校园里重逢，发现彼此的眼神里，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芒——那是对知识的渴望，对未来的憧憬,对命运的抗争。

四十年后，当李建国成为知名作家，张卫国成为总工程师，王小梅成为特级教师，他们总会想起1977年的那个冬天，那一年，冰河解冻，春风吹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，那不仅仅是一场考试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，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重新觉醒,是一代人对命运的奋力托举。

就像作家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