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高考，1976年高考数学试卷
破晓前的答卷
一九七六年的夏天，暑气如烧红的烙铁般炙烤着大地，蝉鸣声嘶力竭地穿透了低矮的屋檐，在江南一个被稻田环抱的小镇上，十七岁的李建国正蹲在自家斑驳的土坯房里，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亮，一遍遍摩挲着那张被汗水浸得发软的复习资料，纸页上"为人民服务"的字样已经洇开，但他记得老师说过，高考是"知识青年"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，这一年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惊雷般炸响在神州大地上，无数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的年轻人,突然望见了命运裂缝中透进的第一缕光。
李建国的手心沁满汗珠，他攥着那支用得只剩小半截的铅笔，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深深的印痕，这些日子，他白天在生产队里弯腰插秧，傍晚收工后便躲进闷热的阁楼复习，煤油快燃尽了，他就借着清冷的月光背诵《政治经济学》里的剩余价值理论，窗外的蛙鸣与远处的犬吠交织成背景音，邻居张婶总端着碗热腾腾的蛋花汤来看他，笑着打趣："建国啊，你这是想骑着纸鸢飞出咱们的穷窝窝啊？"他只是把课本抱得更紧，眼底的倔强比煤油灯更亮，他的父亲，一个在土改中分到田地的老农，虽不懂什么"高考"，却隐约明白这是国家重新"选人才"的大事，便默默把家里攒了半年的、还带着余温的鸡蛋塞进他的布包："去吧，考上了，爹就给你煮一碗卧两个荷包蛋的长寿面——要卧得圆圆的，像天上的月亮。"
考场设在县城中学的红砖教学楼里，那是小镇上最气派的建筑，李建国走进教室时，心跳得像擂鼓，手心沁出的汗水几乎要浸透试卷，教室里坐满了人，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有的裹着厚厚的军大衣——他们来自天南海北，有的在煤矿井下挖过煤，身上还带着煤灰；有的在牧区放过羊，呼出的气息带着青草的芬芳；有的刚从田埂上直起腰，裤脚还沾着新鲜的泥点，监考老师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，他站在讲台上，声音沉稳如钟："同志们，这次考试是公平的，只看你们的真本事。"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抽泣声，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趴在桌上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后来才知道，她为了赶考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在拖拉机上睡着了，醒来时鞋都跑掉了一只,脚底磨出了血泡。
试卷发下来时，李建国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，第一道题是"解释下列名词概念"，他看到"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"时，突然愣住了，这个词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听过无数次，那时它被写在墙上，和"打倒走资派"的标语贴在一起，带着某种政治的锋芒；可现在，它出现在高考试卷上，仿佛带着沉甸甸的分量，像一块投入湖心的石头，在他心里激起层层涟漪，他想起在公社礼堂里，老支书拿着报纸念文件，声音洪亮："同志们，要实事求是，不能搞形式主义！"那一刻，他突然明白了，这场考试或许不只是为了考大学，更是为了找回被颠倒了十年的"常识"——那些被岁月尘封的、知识、尊严、未来的朴素真理。
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，夕阳正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一幅泼墨画，李建国走出考场，看见门口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，张婶远远地朝他挥着手，篮子里装着刚摘的桃子，桃子尖上还沾着露水，在夕阳下闪着晶莹的光，他走过去，接过篮子，手指碰到张婶粗糙的手掌——那双手上布满了老茧，像老树皮一样，却温暖得让人心安，张婶笑着问："考得咋样？"他摇摇头："不知道，但尽力了。"张婶拍了拍他的背，掌心的厚茧硌得他生疼，却带着一种踏实的力量："尽力就好，咱庄稼人，靠的是实诚，就像这稻子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"
等待成绩的日子，李建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去田里干活，他插秧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，仿佛要把所有的焦虑都埋进泥土里，让它们随着秧苗一起生根发芽，村里的广播里天天播着"抓革命，促生产"的新闻，但他总觉得，有什么不一样了——空气里似乎多了一种期待，像春风拂过稻田，带来勃勃生机，那天下午，邮递员骑着自行车穿过田埂，老远就扯着嗓子喊："建国的录取通知书来了！"全村的人都跑出来，围在他家院子里，连邻家的黄狗也跟着凑热闹，摇着尾巴，通知书是红色的，上面印着"北京大学"四个烫金大字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李建国的父亲捧着通知书，手指在"北京大学"上反复摩挲，仿佛怕这是一场梦，突然蹲在地上，像个孩子似的哭了，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儿子哭——不是委屈，不是害怕，而是一种滚烫的、带着希望的眼泪，像他当年分到田地时一样,比任何丰收都让他激动。
多年后，李建国成了大学教授，他给学生讲起一九七六年的高考，总会提到那个昏暗的阁楼、那张被汗水浸软的复习资料、张婶塞给他的那篮带着露水的桃子，还有父亲手上的老茧。"你们知道吗？"他说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故事，"那年的高考，考的不仅是知识，更是一种信念—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，相信未来会像稻田里的秧苗一样，迎着阳光生长，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，也能挺直腰杆。"窗外，阳光正好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层金子，也照亮了学生们年轻的脸庞，他想，一九七六年，那是一个时代的破晓，而他们，是第一批看见黎明的人——他们用青春和汗水，在历史的答卷上,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