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高考，1992年高考总分是多少分
《1992：在蝉鸣与油墨之间》
1992：在蝉鸣与油墨之间
1992年的夏天,被一场旷日持久的蝉鸣所统治，那声音仿佛不是从树上发出，而是从被烈日炙烤得发烫的柏油马路上蒸腾出来，黏稠、嘶哑，将整个世界浸泡在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燥热里，复读班那块漆色斑驳的小黑板上，倒计时牌的数字从“30”跳到“29”，粉笔灰簌簌地落在讲台上，积了薄薄一层，像一场不合时宜的、落满灰尘的雪。
李国栋把最后一道数学大题的草稿纸揉成一团,那团纸在他手里被汗水浸得发软，边缘泛黄，上面画满了如同迷宫般错综复杂的辅助线，每一个转折都通向一个更深的困惑，他泄了气，将它塞进课桌最深处，仿佛连同那份挫败一起埋葬，他抬起头，目光无意识地飘向前排，落在林小梅的后颈上，细密的汗珠在午后斜射的阳光下，像一串细碎的钻石，她的发梢别着一支塑料蝴蝶发卡，翅膀是半透明的，在光线下泛着廉价却耀眼的光芒——那是她用一周省下的饭钱换来的，一个美的、小心翼翼的梦想，教室后排，几个男生正用脚尖传递一张画着裸女的扑克牌，眼神交汇时带着心照不宣的笑意，见有人回头，慌忙将它塞进厚厚的字典里，硬壳封面瞬间鼓起一块，像一个不敢示人的秘密。
那年高考的考场,设在县一中那三栋由红砖瓦房围成的古老院落里，高大的梧桐树在风中沙沙作响，仿佛在窃窃私语，监考老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皮鞋踩在水泥地上，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，像一把钝刀，一下下切割着空气中紧绷的弦，李国栋的座位靠窗，窗外的景象成了他唯一的慰藉：一面鲜红的国旗在旗杆上猎猎作响，旗面被风拉扯得笔直，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战旗，也像某种不容置疑的青春宣言。
语文考试结束时,收卷的铃声尖锐得如同警报，瞬间撕破了考场里所有的沉静，李国栋看着试卷上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的作文题，思绪飘回了复读班门口那副早已褪色的对联：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鲜红的墨汁在粗糙的红纸上洇开，边缘早已卷曲，像老人手上干枯的褶皱，记录着无数个日夜的苦读，走出考场时，他一眼就看见了林小梅，她正站在一棵梧桐树下，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阳光透过叶隙，在她年轻的脸庞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那画面，像一幅被水打湿的水彩画，模糊了边界，却更显生动。
数学考试那日,天空不作美，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在水泥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水洼，晕开一圈圈涟漪，李国栋盯着卷面上那道解析几何题，抛物线的轨迹在他脑海里盘旋，忽然，一个奇特的联想闯了进来——他想起了父亲在田埂上弯腰插秧的样子，父亲弓着背，动作精准而有力，一株株秧苗被插进水田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绿油油地铺向远方，那是一种农民对土地最虔诚的规划，一种精确到毫米的人生布局，钢笔突然漏水，一滴蓝黑色的墨迹在草稿纸上迅速洇开，像一滴落在宣纸上的泪珠，无声地扩大，模糊了那些演算的痕迹。
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,雨停了，天边忽然挂起一道彩虹，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七种颜色交织成一座通往梦想的桥，李国栋走出考场，林小梅已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等着，手里拿着一支冰棍，橙色的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像一块小小的琥珀，她递过来，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：“我算过了，我们俩的分数加起来，刚好够上一所师范院校。”李国栋咬了一口，那股甜得发腻的凉意顺着喉咙滑下去，一直凉到心里，那一刻，他仿佛尝到了未来的味道，是甜的，也是凉的。
放榜那天,李国栋骑着家里那辆叮当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一路颠簸到了镇上的邮局，邮局门口的公告栏前人头攒动，像一锅煮沸的粥，人群中爆发出欢呼，也有压抑的沉默，还有的蹲在地上，用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微微耸动，李国栋挤进人群，心跳得厉害，忽然，一个洪亮的声音穿透嘈杂：“李国栋，568分！”他愣在原地，顺着那根颤抖的手指看去，自己的名字用红色的墨水写在榜上，在阳光下，像一簇在风中燃烧的、跳跃的火焰。
那天晚上,父亲破天荒地在院子里蹲着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，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，母亲在灶台边忙碌，锅里炖着鸡汤，浓郁的香气飘满了整个小院，驱散了夏夜的燥热，李国栋坐在门槛上，听见父亲用沙哑的嗓音说：“明天就去县城买火车票，去北方上大学。”他抬头望向天空，墨蓝色的天幕上，星星密密麻麻，像一把被精心撒开的碎钻，璀璨而遥远，预示着一个即将展开的、全新的世界。
1992年的夏天,蝉鸣渐渐隐去，油墨的气味慢慢消散，李国栋知道，有些东西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夏天，像被时光定格的琥珀，比如那张揉成一团的、写满困惑与希望的草稿纸；比如林小梅手里那支橙色的、甜腻的冰棍；比如父亲烟头明明灭灭的、沉默的红光，那些在蝉鸣与油墨之间生长的梦想，像老槐树的根须，在时光的土壤里悄然蔓延，最终长成了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，成为他日后所有奋斗的起点与回望的坐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