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8年高考，88年高考总分多少

《八八高考：油墨香里的青春浮沉》

一九八八年的夏天，暑气像一团浸透水的棉絮，沉沉地裹着整个华北平原，老槐树上的蝉鸣撕扯着正午的寂静，到了傍晚，空气依然黏稠得能拧出水来，十八岁的李建国来说，这闷热的不仅是天气，更有压在心头的千斤重担——半个月后,决定命运的高考即将来临。

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，恢复高考制度已十一年，无数像李建国这样的农家子弟而言，高考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窄门，他们的青春不像如今这般色彩斑斓，课本的油墨香、试卷的铅灰味、煤油灯的跳火苗，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底色，李建国的书桌上，摞着从班主任那里借来的历年真题，泛黄的纸页边角已经磨出毛边，他用蘸水钢笔一笔一划地做着笔记，墨水在粗糙的纸面上晕开,像极了心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。

村口的大喇叭每天早晚准时响起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后，总会插播本地的高考注意事项，李建国蹲在自家院里的井台边，用浸了井水的毛巾擦着发烫的脸颊，听着广播里"考生请注意"的提醒，心尖就像被猫爪轻轻挠过，门槛上，父亲吧嗒着旱烟，烟雾缭绕间看不清表情，只偶尔闷声说一句："建国，考上了，爹就给你买块上海牌手表。"李建国没应声，只是把毛巾拧得更紧了些，他知道，那块藏在母亲木箱底的手表，是父亲压箱底的心愿,也是全家人的指望。

高考前三天的模拟考，设在镇中学的礼堂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，头顶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，发出"吱呀"的呻吟，李建国的手心全是汗，握着钢笔的指尖打滑，数学卷最后一道解析几何题像一团乱麻，他盯着图形看了十分钟，最终无奈地空着，收卷时，同桌压抑的叹息像针一样扎进耳朵，夜里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，他盯着蚊帐顶被煤油灯熏出的黑印，怎么也睡不着，隔壁床的翻身声、梦呓声，甚至远处田野里的蛙鸣,都成了折磨他的噪音。

真正考试那天，天刚泛鱼肚白，李建国就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往镇上赶，在村口遇见了同村的王秀梅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，辫子梳得整整齐齐，看见李建国，脸颊飞起红晕，小声问："建国，数学感觉咋样？"李建国摇摇头："尽力了。"王秀梅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成绩一直稳居前三，可她父亲常年卧病，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上学，听说这次发挥也不理想，两人一路无言，只有车轮碾过土路的"沙沙"声。

第一场语文考试，李建国接过试卷时手指微颤，作文题是《习惯》，他愣了愣，随即想起父亲清晨蹲在门口抽烟时佝偻的背影，想起母亲在油灯下纳鞋底时专注的神情，想起自己趴在课桌上刷题的日常……那些画面像潮水般涌进脑海，钢笔竟突然流畅起来，写到结尾时，眼眶有些发热，他想起老师说的"文章合为时而著"，原来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,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刻进了生命。

接下来的几天像在梦游，考完数学对答案时，他差点当场掉泪——那道大题果然错了，英语考试更糟，连"How are you"都写得磕磕绊绊，最后一门考完，走出考场，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，考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对答案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有的欢呼雀跃，有的沉默不语，李建国看见班主任站在校门口，手里攥着一摞准考证，看见他只是点了点头："都结束了，回去吧。"

回家的路上，李建国骑得很慢，风带着麦子成熟的香气扑面而来，三年前初中毕业时，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旱烟："建国，要么读中专早点挣钱，要么就拼命考大学。"他当时攥紧拳头说："我要考大学。"路过村口的老槐树，看见王秀梅也站在那里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都笑了，那笑容里有释然,更有对未知的忐忑。

放榜那天，李建国跟着一群人挤在镇公告栏前，红纸黑字的名字密密麻麻，像蚁群般蠕动，他找了很久，终于在"本科"一栏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那一刻没有想象中的狂喜，反而觉得不真实，转身看见父亲正蹲在田埂上抽烟，看见他，父亲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土，声音不大却带着颤抖："考上了，好，好。"

后来，李建国如愿考上省城大学，临走那天，母亲给他缝了新被褥，父亲把攒了半年的"上海牌"手表戴在他手上，王秀梅来送他，递过一个布包，里面是几双纳得密密实实的鞋垫："建国，到了城里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"李建国接过布包，喉咙像堵了团棉花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火车开动时，李建国把头伸出窗外，看着王秀梅在月台上越来越小的身影，那个夏天的热浪、试卷上的油墨香、父亲眼角的皱纹、母亲熬夜缝补的背影……那些在油墨香里浮沉的青春,就这样被永远刻进了记忆深处。

多年后，李建国成了大学教授，他总给学生们讲起一九八八年的高考："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我们是举着火把在黑暗里摸索的孩子，但只要往前走，就能看到光。"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的脸上，那光芒，和当年那个夏天一样,温暖而明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