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高考，1999年高考数学试卷

《1999：千禧年前的最后一搏》

1999：千禧年前的最后一搏

1999年的夏天,暑气如潮，知了在梧桐树上聒噪得不知疲倦，那声音仿佛要将凝固的空气震出细密的波纹，林晓峰攥着那张被汗水浸得发软的复习资料，站在县一中斑驳的教学楼下，目光越过喧嚣，定格在墙上那行用朱砂写就的“高考倒计时30天”上，红字在烈日下灼灼生辉，刺得他眼睛发酸，突然，他觉得这三年高中像一场漫长而压抑的梦，梦醒时分，有人会踏上金光闪闪的坦途，有人则要跌回灰扑扑的泥土里，而自己，正站在那条名为“命运”的独木桥中央，摇摇欲坠。

那是中国高考史上最特殊的一年,一个充满变数与希望的临界点，扩招的春风尚未吹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，千禧年的钟声还在遥远的未来轻轻摇晃，无数农家子弟而言，七月七日、八日、九日这三天，依旧是决定命运的“独木桥”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林晓峰所在的理科班，墙上贴着去年的录取名单——32个学生里，只有5人上了本科线，其中3个还是自费，班主任老张在最后一节班会课上，用粉笔用力敲着黑板：“同学们，情况不一样了！国家要扩招了！”他声音洪亮，试图点燃一丝希望，但他说这话时，眼睛深处闪过的更多是忧虑而非笃定，那是一种在现实重压下，连自己都难以说服的微妙神色。

教室里的桌椅被三年的时光磨得发亮,每个课桌右上角都堆着小山似的试卷：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的封面被翻得起了毛边，卷了角；数学错题本用红、蓝、黑三色笔标注着陷阱与心得，密密麻麻，像一幅精密的作战地图；英语单词本上则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利贴，上面是各种形态的单词和短语，是少年们与遗忘进行的拉锯战，林晓峰的同桌王芳是个戴眼镜的姑娘，她的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浓得发苦的速溶咖啡，那股焦糊味是教室里除了粉笔灰外最浓烈的气息，有次林晓峰好奇尝了一口，苦得差点把舌头缩回去。“提神。”王芳推了推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，却依然亮得惊人，她的目标是省城的师范大学，那是她母亲临终前攥着她的手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念叨过的“铁饭碗”，是整个家庭的希望。

压力像无形的潮水,在高考前夕达到顶峰，几乎要将人窒息，有天深夜，林晓峰被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惊醒，发现宿舍里还有三个男生坐在床上，借着走廊透进来的昏黄灯光，借着微光，如饥似渴地刷题，头顶的老式风扇在吱呀作响，仿佛在为这群不眠的灵魂伴奏，他摸出藏在枕头下的《灌篮高手》漫画，那是他唯一的解压方式，是他与现实世界之间唯一的透气孔，可看着樱木花道在球场上挥汗如雨，意气风发，他突然觉得心口发堵——漫画里的少年永远可以挥霍失败，而他们这些现实里的“樱木”，连失败的资格都没有，一次跌倒，可能就是万丈深渊。

考试那几天,平日冷清的县城突然热闹起来，仿佛全城的希望都汇聚于此，家长们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衬衫，在校门外撑着伞焦急等待，眼神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个走出的身影，有个大婶提着竹篮，里面装着煮好的鸡蛋和粽子，逢人就说“吃了高中”，讨个好彩头；还有个大叔骑着那辆老式的二八大杠，车后座绑着两箱“天府可乐”，拍着胸脯说孩子们考完试随便喝，仿佛那不是可乐，而是庆功的酒，林晓峰远远看见父亲蹲在墙根抽烟，黝黑的脸上皱纹比平时更深，像刀刻斧凿一般，烟蒂在地上积了一小堆，散发出苦涩的气味，父亲是镇上的木匠，为了凑齐他的学费，已经半年没接过精细的木雕活，整天在建筑工地上扛水泥，脊梁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愈发佝偻。

第一天考语文,林晓峰握着笔的手一直在微微颤抖，作文题目是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，他看着题目，一个尘封的记忆突然被唤醒，小时候，母亲总说他是“吃百家饭长大的”——三岁时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腿，是邻里们你五块我十块地凑钱给他治的病；上小学时，班主任自掏腰包给他买了整套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扉页上还写着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记忆里的温暖像潮水般涌来，冲淡了紧张，让他笔下的文字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泪意，交卷时，他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哭声，是王芳，她的作文纸上洇开了一大片墨迹，那是她用尽力气也无法抑制的、对未来的恐惧与期盼。

最后一门考完,铃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整个考场突然陷入一种奇异的死寂，那铃声不再是解脱的号角，而是一声沉重的叹息，林晓峰放下笔，望着窗外刺眼的阳光，突然觉得三年做的上万道题、熬过的无数个夜晚，都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，不知所踪，他走出考场，看见王芳站在那棵熟悉的梧桐树下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脸上，映出细碎的光斑，仿佛为她镀上了一层金边。“考得怎么样？”她问，声音有些沙哑，林晓峰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头，王芳突然笑了，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终于不用再刷题了。”那一刻，两个疲惫的灵魂找到了短暂的慰藉。

放榜那天,县一中门口挤满了人，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期盼，林晓峰挤过攒动的人群，在红榜上从上到下，从下到上，反复寻找，终于在本科线的末尾找到了自己的名字——第37位，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，随即又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包裹，他转身寻找王芳，只见她正对着省师范大学的录取名单发呆，眼角有泪光闪过，不知是喜是悲，老张老师拍着他的肩膀，声音里带着欣慰：“不错啊小子，明年扩招，说不定能上个好大学。”林晓峰顺着老师的目光望去，远处，那个佝偻着背的男人——他的父亲，正笨拙地整理着衣领，仿佛要迎接什么盛大的仪式，那是一种父亲特有的、不善言辞的骄傲。

那年秋天,林晓峰带着父亲凑来的学费和一袋母亲晒的红薯，踏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，站台上，送行的人挤得水泄不通，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反复叮嘱“注意身体”，空气中混杂着汗味、尘土味和离别的伤感，火车开动时，他看见父亲跟着火车跑了几步，突然停下来，用粗糙的袖口擦了擦脸，那背影在站台上迅速缩小，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，林晓峰把头靠在冰冷的车窗上，闭上眼睛，耳边仿佛又响起教室里风扇的嗡鸣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还有无数个夜晚，整个宿舍楼此起彼伏的叹息与梦呓，他知道，自己正告别一个时代，奔赴一个未知的新世界。

1999年的高考,像一座巍峨的分水岭，一头连着物质匮乏却充满希望的旧时光，一头通向千禧年即将扑面而来的新世界，那些在酷暑中奋笔疾书的少年，或许并不知道，他们正在书写一个时代的注脚——奋斗，命运，无数普通人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倔强与执着，多年后，当林晓峰在大学图书馆里，从泛黄的资料中看到“高校扩招”那几个冰冷的字眼时，总会想起那个夏天，想起空气中弥漫的汗水与墨水的味道，想起千禧年到来前，最后一届“老高考”学子的孤勇与荣光，那是一个时代的落幕，也是一代人青春的加冕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