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有高考吗，1977年有高考吗?

1977：那场重启命运的考试

1977年的冬天,北京的天空格外清冽，在什刹海胡同的一间四合院里，18岁的知青陈建国正借着15瓦灯泡的光，反复摩挲着一张皱巴巴的纸，那是他刚从公社邮局取来的准考证，上面印着“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”几个字，墨迹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蓝黑色的微光，他用手指轻轻描过“准考证”三个字，指腹下的凹凸感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——这是他等待了五年的机会，一个可能让他从黄土里“跳”出来的机会。

被中断的“龙门”

要理解1977年高考的意义,得先回到此前十年的中国，1966年，“文革”爆发，高校招生制度被彻底打乱，传统的“高考”被废除，取而代之的是“推荐制”——工人、农民、士兵中的“优秀分子”经过单位推荐，可进入大学深造，这种制度下，“成分”和“关系”往往比学识更重要，无数渴望知识的年轻人被挡在大学门外。

陈建国就是其中之一,1972年，他从北京某中学毕业，响应号召下乡到河南周口的一个公社，白天，他在田里割麦子、挑担子，手掌磨出厚厚的茧子；晚上，就着煤油灯读从县城旧书摊淘来的《物理习题集》和《代数课本》，他曾偷偷给县教育局写信，询问是否能参加考试，得到的回复是：“推荐制是党的政策，个人不得擅自报考。”村里的老支书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建国啊，好好干活，表现好了，说不定能被推荐上大学。”可他知道，自己家是“知识分子家庭”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更像是一道“原罪”。

像陈建国这样的年轻人,当时全国有数千万，他们被称为“老三届”，有的在工厂当学徒，有的在农场务农，有的在街道做临时工，心中却始终燃烧着一团火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，1976年，“文革”结束，百废待兴，但教育领域的“坚冰”尚未打破，直到1977年夏天，一个重要会议的召开，才让这团火终于燎原。

一个“意外”的决策

1977年7月,邓小平第三次复出，主动请缨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，8月8日，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，直指当时教育领域的积弊：“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，不要再搞群众推荐，从高中直接招生，我看大部分是好的。”这句话如平地惊雷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——在此之前，恢复高考的呼声虽时有出现，但始终被“推荐制更符合阶级路线”的观点压制。

邓小平的决策并非一时冲动,座谈会上，他连续听了几天发言，听到不少科研人员抱怨“人才断层”：实验室里最优秀的工程师，很多只有初中学历；高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，有的教研室甚至找不到一个能主讲基础课的老师，更让他揪心的是，那些下乡知识青年的“出路”问题——十年间，近1700万青年被送到农村，他们中很多人对“推荐上大学”早已失望，有的甚至产生了“读书无用”的消极情绪。

“我们要尽快培养人才，不然就耽误了二十年。”邓小平的语气斩钉截铁，会后，教育部立即着手制定招生方案，但很快遇到了难题：如果恢复高考，当年的招生计划如何安排？考试时间定在什么时候？教材早已停用多年，考生用什么复习？

这些问题在9月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引发激烈争论,有人主张“推迟到1978年”，说“时间太紧，来不及准备”；也有人坚持“今年必须考”，说“年轻人等不起”，邓小平得知后，明确批示：“今年就要恢复高考，不能再等了。”他甚至亲自敲定了考试时间：“就定在12月，让考生有三个月复习时间。”就这样，一个被推迟了十年的“约定”，终于在1977年的冬天，正式落地。

寒冬里的“千军万马”

消息传开后,整个中国都“炸”了，在河南周口的公社，陈建国把录取通知书的“喜报”贴在土墙上，引来全村人围观；在沈阳的工厂，22岁的车工李素芬拿着报纸反复读“恢复高考”四个字，激动得一夜没睡；在云南的农场，上海知青章开龄在日记本上写下：“我终于可以不用再靠‘关系’了，我的笔就是我的‘通行证’！”

据统计,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，而计划招生仅27.3万人，录取比例接近21:1，这在当时被称为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，但没有人退缩，所有人都明白，这座“桥”背后，是改变命运的可能。

考试那天,寒风刺骨，北京的考点外，考生们裹着厚棉袄，排着长队，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和铅笔，有人带着干粮，准备考完试再回家；有人互相打气，“别紧张，我们都是‘自学成才’！”考场里，40岁的考生赵正宏一边答题，一边悄悄抹眼泪——他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，下乡十年，如今终于有机会和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考试，语文作文题是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，他写了自己在田埂上背单词、在油灯下读《史记》的日日夜夜，笔尖几乎划破纸张。

成绩公布时,不少地方的邮局挤满了人，陈建国从公社邮局跑回四合院时，手里攥着一张电报：“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。”他的母亲抱着他哭了起来，父亲则默默地把他的课本擦了又擦——那些被翻得卷了边的书，终于等来了它们的“价值”。

一个时代的“破冰”

1977年的高考,不仅改变了无数个体的命运，更撬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，在此之前，“读书无用论”曾盛行一时，很多年轻人认为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有个好爸爸”；而恢复高考后，人们突然发现：原来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，原来努力真的比“关系”更重要。

那批考上大学的学生,后来被称为“77级”，他们中有人成了科学家，有人成了企业家，有人成了文学家，有人成了国家栋梁，他们带着“十年寒窗”的坚韧和“求知若渴”的激情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宝贵的人才资源，正如邓小平所说：“恢复高考，是一个重要的决策，它为国家选拔了人才，也为社会树立了正确的导向。”

47年过去,当年的“独木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