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苏小高考
四月,在墨香与钟声之间——江苏小高考侧记 四月的江南,总带着一种矛盾的美——新芽的嫩绿与细雨的朦胧交织,泥土的厚重与青草的清新缠绕,像一首未写完的诗,温柔里藏着锋利,高二(7)班的教室里,却把这...
1999年的夏天,北方平原的玉米地正蓬勃生长,墨绿的叶片在燥热的晚风中沙沙作响,仿佛无数只小手在无声地招摇,李卫国蹲在田埂上,草帽宽大的檐滴下的汗珠,砸在焦黄的黄土里,洇开一个个小小的深色圆点,他手里攥着一张被汗水浸得发软的报纸,头版那排黑体字标题——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》——像烧红的烙铁,烫得他眼睛生疼,目光落在那句“扩大高等教育规模”上,指甲无意识地在那行字上划过,留下了一道深深的、几乎要划破纸页的痕迹。
“爸,扩招……是啥意思?”他抬起头,望向地头,父亲正蹲在那里,吧嗒吧嗒抽着旱烟,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,如同坠入泥土的星辰,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烁不定。
“啥意思?”父亲磕了磕烟灰,烟灰簌簌落下,嗓音带着旱烟特有的粗粝,“就是以前考大学,那叫一个窄!窄得像独木桥,掉下去就喂鱼!现在桥变宽了,宽得能跑马车!咱家卫国,也能走过去了!”李卫国攥紧报纸,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,去年高考,县一中红墙上贴出的榜单,他的名字赫然排在第87位,可那年省里重点大学在县里只招5个人!那独木桥,窄得让人窒息,隔壁村的二柱,分数比他高三分,最后只去了邻省一所专科院校,春节回来时,那双曾经闪着光的眼睛,黯淡得像蒙了尘的玻璃珠。
那年夏天,“扩招”两个字像惊雷般滚过整个中国,电视里,教育部官员掷地有声地宣告:“高等教育将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!”报纸上,“百万学子圆梦大学”的标题铺天盖地,连卖化肥的王叔都拍着大腿嚷嚷:“今年上大学容易了!卫国的有戏!”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近乎亢奋的期待。
李卫国真的“有戏”了,那年高考,他的分数踩着本科线,高了区区30分,若放在往年,这分数连个普通本科的门槛都够呛,可扩招的浪潮涌来,他被一所省属师范大学的历史系录取了,当那封印着大学校徽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里时,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清脆悦耳,惊动了半个村庄,父亲捧着通知书,粗糙的手指抖得如同秋风中的枯叶,声音哽咽,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:“祖坟……真是冒青烟了!我儿子……上大学了!”
开学的日子,李卫国生平第一次坐火车,绿皮车“哐当哐当”地喘息着,在铁轨上缓慢而坚定地前行,车窗外,田野从夏末的金黄渐次染上初秋的翠绿,最终被灰蒙蒙的城市轮廓所取代,他身上穿着母亲用新布料、省吃俭用做成的确良衬衫,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深蓝色的化肥袋——那是他的行李袋,里面装着母亲连夜缝制的、带着阳光气息的棉被,父亲攒了半年、皱巴巴的学费,还有一小袋炒花生——那是母亲特意为他路上准备的干粮。
大学校园的广阔超出了他的想象,林荫道两旁,高大的梧桐树枝叶交错,遮天蔽日,洒下斑驳的光影,穿着白衬衫的学长骑着自行车,身影在树影下穿梭,风一般掠过,图书馆巨大的玻璃窗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,像一座知识的圣殿,报到那天,他看到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:有上海来的女生,操着软糯的吴侬软语,行李箱里塞满了琳琅满目的化妆品;也有像他一样,提着装满旧书和衣物的帆布包、眼神里带着怯生生好奇的农村少年,辅导员笑着说:“今年我们系扩招了,招了120个学生,往年才60个呢!”
宿舍是六人间,上下铺的铁架床,李卫国的上铺是来自广州的陈曦,扎着利落的马尾辫,笑起来脸颊上漾开两个浅浅的酒窝,她掏出一个随身听,里面正爆发出周杰伦《双截棍》的节奏:“双截棍,哼哼哈兮!习武之人切记,仁者无敌!”李卫国听得一头雾水,陌生的粤语腔调和快节奏的旋律冲击着他的耳膜,却又忍不住被那份青春的活力感染,跟着咧嘴笑,他渐渐发现,大学里远不止书本和课堂,摇滚乐的喧嚣、街舞社的律动、辩论赛上的唇枪舌剑……这些在他老家小镇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,像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
扩招带来的新鲜感之外,也悄然滋生着迷茫,历史系的阶梯教室里,从“中国古代史”到“世界近代史”,座无虚席,老师只能依靠麦克风讲课,声音在嘈杂的人声中显得有些单薄,想提个问题,往往需要高高举起手臂,在一片林立的手臂中等待,李卫国环顾四周,发现身边有些同学的分数远低于自己,却同样端坐在这间教室里,一种隐秘的疑虑开始在他心底滋生:“我……真的配得上这个‘大学生’的身份吗?这扇突然敞开的门,门槛是否真的降得如此之低?”
更大的迷茫,在毕业时汹涌而至,2003年,李卫国走出校门,恰逢高校扩招后迎来的第一个就业高峰,招聘会的体育馆里,黑压压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动,人声鼎沸,热浪滚滚,企业摊位前,排起的长龙蜿蜒曲折,招聘启事上,“硕士以上学历”、“有工作经验者优先”等字眼如同冰冷的壁垒,李卫国的简历投出去,大多石沉大海,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,那扇在1999年夏天突然向他敞开的门,门后并非坦途,而是一条似乎更加漫长、更加崎岖、需要更多努力才能走完的路。
后来,李卫国回到了县城,在一所中学担任历史老师,站在讲台上,面对着台下年轻而专注的面孔,他总会提起1999年的那个夏天:“同学们,你们现在觉得考大学相对容易,是因为有人把曾经窄得令人绝望的独木桥,硬生生走成了阳关道,但那桥变宽的背后,是无数人默默的奋斗、政策的调整,以及时代洪流不可阻挡的推力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扫过教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