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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那年的准考证：在尘埃里开出的花》

2017年的深秋,梧桐叶开始泛起金黄时，李建国将那张被岁月与手汗浸润得微微发皱的准考证，小心翼翼地压在了《语文》课本的第一页，纸页边缘早已磨出了毛边，像极了他此刻既满怀期待又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这是他时隔二十七年，再次迈入高考考场的门槛。

那年他四十五岁,在城北的建材市场租下了一方小小的门面，经营着水暖器材的生意，生活的轨迹如同他经年的水管，精准而单调：每天凌晨五点，城市还在沉睡，他便已蹬着那辆吱呀作响的三轮车，奔赴批发市场进货；傍晚七点，暮色四合，他才关门回家，接着要辅导上初二的儿子功课，妻子常嗔怪他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折腾啥？”他只是嘿嘿一笑，憨厚地挠挠头，却在夜深人静时，被心底那份因家境贫寒，高二便辍学的遗憾悄然刺痛。

转机发生在去年那个飘雪的冬天,市场里新来了个大学生，年轻的眼眸里闪烁着知识的光芒，言谈间总带着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笃定，有天晚上，小伙子兴致勃勃地帮李建国算了一笔账：若能考取一个大专文凭，便有资格竞标学校的后勤工程，利润至少能翻一番，那个雪夜，李建国彻夜未眠，窗外的雪花簌簌落下，那细微的声响，竟让他恍惚间听到了当年自己亲手撕碎复习资料时的悲鸣。

下定决心并不难,难的是重新拾起书本，与遗忘的知识和解，初中代数公式早已在记忆中褪色，模糊不清；“的、得、地”的用法像一团乱麻，让他头疼不已；英语单词更是如同天书，每一个字母都张牙舞爪，他把闹钟调到凌晨四点，厨房的灯光下，他戴着老花镜，一笔一划地抄写课文，用红笔在重点处画下浓重的标记，手指因长时间握笔而磨出了厚茧，他便用热毛巾敷一敷，待稍稍缓解，又继续埋头苦读，那盏昏黄的灯，成了他深夜里最忠实的伙伴。

儿子成了他最好的“同桌”，放学回家，男孩会像个小老师一样，把当天学的数学题讲给爸爸听，而李建国则总能巧妙地用生活中的例子帮儿子理解：“你看这水管接口，螺纹的疏密就像分数的分母，分母越大，单位时间内流过的水量就越慢，压力也就越大……”妻子在一旁嗤笑他“老学生”，却总在他伏案时，默默地将保温杯里的热茶续满，夜夜陪他到深夜，屋里的灯光，将父子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

备考的日子像一条被无限拉长的橡皮筋,在疲惫与坚持中反复拉伸，有天凌晨，他做题时不知不觉伏案睡去，额头压在摊开的《历史》书上，醒来时，脸上竟印着清晰的“鸦片战争”四个字，引得他哭笑不得，他笑着摇摇头，甩掉脸上的困意，继续背诵“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”，市场里的老伙计们得知了他的事，有人递来烟卷，拍拍他的肩膀说“老李，别太拼”，有人却悄悄送来自己珍藏的复习资料，封皮上用娟秀的字迹写着“加油，兄弟”，这些细碎的温暖，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照亮了他艰难的备考之路。

进考场那天,细雨绵绵，李建国穿着妻子特意为他买的新白衬衫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准考证，手心沁出的汗水将纸页浸得有些潮软，考场里，最小的考生才十八岁，稚气未脱，像他孙子辈的年纪，发下试卷，他的手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，连写下自己的名字都用了三次才工整，作文题是《不忘初心》，那一刻，辍学时班主任那句温暖的话语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建国，别怕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”笔尖划过纸面，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、那些未曾熄灭的梦想，化作滚烫的文字，倾泻而出。

成绩公布那天,他特意穿上压箱底的西装，在网吧里颤抖着输入考号，当屏幕上显示出“语文87，数学63，英语72，总分过线”的字样时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走出网吧，秋日的阳光有些刺眼，他却觉得无比温暖，泪水毫无征兆地模糊了双眼，电话那头，妻子激动得语无伦次：“老李，你能行！我就知道你能行！儿子刚才还说，他也要考大学，要跟你一样！”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甘甜。

李建国的大专毕业证就挂在店里的墙上,旁边是儿子的高中录取通知书，两份通知书在阳光下交相辉映，熠熠生辉，他偶尔还会翻出那张泛黄的准考证，指尖轻轻抚过上面的褶皱，那每一道痕迹，都藏着一个四十五岁男人的汗水与梦想，他常对儿子说：“学习就像这水暖管道，弯弯曲曲，难免会遇到堵塞和弯道，但只要方向对了，坚持不懈，总能流到该去的地方，滋养出生命的繁花。”

2017年的成人高考,对李建国而言，早已不仅仅是一张文凭，更是一次与逝去青春的深情和解，一次对生命可能性的勇敢开拓，那些在灯下苦读的寂静长夜，那些被红笔圈画的密密麻麻的重点，那些来自家人与朋友的温暖支持，都已化为他生命里最坚韧的脉络，支撑着他在半生风雨后，于尘埃之中，倔强地开出了属于自己的、绚烂夺目的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