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高考，1979年高考录取率是多少

1979：命运转折的考场

1979年的夏天，神州大地正从一场漫长的历史寒冬中艰难复苏，空气中，新翻泥土的腥味与解放思想的气息交织，而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无数如饥似渴的灵魂正将人生的赌注，押在了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之上，那一年，没有标准化的答题卡，没有统一的2B铅笔，甚至连考场都是临时腾空的教室，但那份写在每个人脸上的紧张与期盼，却比任何一场现代考试都更加炽热,仿佛能点燃整个沉寂的时代。

一张迟来的准考证

当李建国从公社干部手中接过那张巴掌大的准考证时，他的手指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，纸片的边缘已经磨损，上面用蓝黑墨水工整地写着他的名字和考号，一行小字清晰地标示着考点：县第一中学，这张纸，轻如鸿毛，却重若千钧，它不仅是入场券,更是他挣脱宿命枷锁的唯一希望。

他是村里第一个拿到高考准考证的人，消息传开，整个生产队都沸腾了，乡邻们围拢过来，眼神里充满了羡慕与期许，仿佛那张纸片上承载的,是整个集体的荣耀。

“建国，这可是你跳出农门的机会！”队长用粗糙的手掌重重拍着他的肩膀，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李建国低下头，不敢直视队长那双布满老茧、指甲缝里嵌着泥土的手，他不由得想起三年前，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，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，他被取消了推荐上大学的资格，只能黯然回到村里，跟着父亲在泥泞的田地里插秧，日复一日,仿佛一眼望到了尽头。

政策的春风吹散了阴霾，高考的大门重新向所有人敞开，可李建国心里清楚，自己早已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白天，他在队里出工，挣着工分；夜晚，就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与遗忘的知识展开一场艰苦的拉锯战，课本上的字迹早已被岁月磨得模糊不清，他只能一遍遍地抄写，直到指尖磨出厚厚的茧子,仿佛在向那段被剥夺的青春致敬。

考场里的众生相

考试那天，县一中的门口早已人声鼎沸，汇成一片涌动的人海，考生们的衣着打扮，就是一幅生动的时代缩影：有人穿着洗得发白、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；有人脚上还沾着清晨的泥巴，显然是赶了很长的路；也有人戴着断了腿的眼镜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,里面装着他们视若珍宝的所有复习资料。

人群中，有位鬓角微霜的中年人，他是县城中学的张华老师，白天，他站在三尺讲台上为学生传道授业；夜晚，他则在自家昏暗的灯光下，与学生一同挑灯夜读，熬得双眼通红，当被问及为何还要参加考试时，他扶了扶眼镜，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孩童般的好奇与执着：“我教了十年书，自己也想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再读点书，圆自己一个梦。”

不远处，一个穿着姐姐改小的花布衫的姑娘格外引人注目，她叫王秀梅，来自一个偏远的山村，脚上那双崭新的黑布鞋，是她省吃俭用几个月才买下的，为了凑够路费，她甚至卖掉了家里攒了半年的鸡蛋，当被问及梦想时，她羞涩地笑了笑，眼神却异常坚定：“我想当医生，回去给乡亲们看病，我们村没有医生，小病都拖成大病。”

走进考场，眼前的景象更显简陋，桌椅是临时用课桌拼凑的，高矮不一，参差不齐，有的考生坐下时脚尖刚好着地，有的则只能悬着腿，显得有些滑稽，当监考老师抱着厚厚一沓试卷走进来时，整个教室瞬间鸦雀无声，只剩下窗外聒噪的蝉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,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

笔尖下的命运

语文考试时，李建国看到作文题《难忘的一天》，鼻尖一酸，眼眶瞬间湿润了，他想起了那个改变一切的日子——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村里时，父亲正蹲在田埂上，默默地抽了一上午的旱烟，烟锅一明一灭，像极了父亲起伏不定的心事，那天，父亲终于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对他说：“建国，你去考吧，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。”这句简单的话,是他听过的最有力量的嘱托。

数学考试，是李建国最头疼的科目，当他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那道复杂的几何证明题时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笔尖悬在纸上，许久无法落下，就在这时，他想起了高中时的数学老师，那个总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、说话慢条斯理的中年男人，老师曾说过：“几何题就像田埂，一步步走，总能走到头，别怕远，也别怕慢，关键是要方向对。”

李建国深吸一口气，仿佛老师的声音就在耳边，他拿起笔，在草稿纸上慢慢地画图，辅助线，标记角度，一遍遍地尝试，当他终于理清思路，写出完整的证明过程时，窗外的阳光恰好穿透云层，照在他的试卷上，那道题的答案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,也仿佛照亮了他前行的路。

等待的日子

考试结束那天，县中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，考生们焦急地等待着对答案，人群中，有人对完答案后欣喜若狂，振臂高呼；也有人脸色惨白，默默走开，蹲在墙角点燃一支烟，烟雾缭绕中，是难以掩饰的失落，李建国没有挤进去，他只是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书包,准备第二天回家。

回家的路上，他遇到了同村的赵明，赵明垂头丧气，踢着路上的石子：“建国，我肯定考砸了，数学最后一道题，我连个头都没开。”李建国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别灰心，明年再战。”赵明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不行，我爹说了，要是再考不上，就得去相亲了，家里的媒人已经踏破了门槛。”李建国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回应，只能默默地陪着他,在夕阳的余晖中慢慢走着。

录取通知书

半个月后，李建国正在金色的稻田里割稻子，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背，忽然，队长气喘吁吁地跑来，声音里充满了激动：“建国，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！”

李建国扔下镰刀，跟着队长往村部飞奔，邮递员正坐在门口喝茶，看见他，从绿色的邮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，信封上印着“某某大学”的鲜红字样，还有他的名字，那几个字，像一道光,瞬间刺痛了他的眼睛。

他的手抖得厉害，撕了好几次才撕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清晰地写着：“李建国同学，经我校录取……”每一个字，都重若千钧，他盯着通知书，眼泪再也忍不住，夺眶而出，父亲走过来，用同样粗糙的手接过通知书，反复看了又看，然后又递给他，只说了三个字，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：“去吧，家里有我。”

尾声

1979年的高考，如同一声春雷，唤醒了沉睡的大地，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轨迹，李建国后来成了一名工程师，用图纸和钢筋构筑着国家的未来；赵明复读一年后也如愿考上了大学；王秀梅则穿上白大褂，实现了她“悬壶济世”的诺言，成为了乡亲们健康的守护者；而张华老师，则继续留在他热爱的三尺讲台,将知识的火种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学子。

多年后，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李建国遇到了当年的监考老师，老师已白发苍苍，但当他提起那年的高考时，浑浊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熠熠的光芒：“那一年，我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未来，那一代人的奋斗，改变了中国。”

1979年的考场，没有华丽的布置，没有严密的规则，却承载了一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，对未来的期盼，那些在简陋的考场上奋笔疾书的人们，用汗水、泪水甚至生命，书写了个人的命运，也共同书写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华丽转折，他们的故事，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注脚,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记忆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