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6年高考，96年高考科目及总分
本文目录导读
那年的盛夏与未竟的远方
一九九六年的夏天,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融化在无边的热浪里，蝉鸣，这盛夏独有的交响，从清晨的第一缕曦光便钻进窗棂，直至午夜才肯歇声，空气中浮动着柏油路被烈日炙烤后散发的焦糊味，与家家户户院落里飘出的咸菜缸发酵的酸气，交织在一起，成了那个年代最鲜明、最深刻的注脚。
十八岁的林建国而言,这扑面而来的热浪里，还裹挟着另一份更为滚烫、更为焦灼的东西——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战争”：高考。
煤油灯下的影子
林建国家在鲁西南一个偏远的村庄,三间低矮的土坯房，在夏日里蒸腾着泥土与干草的气息，院子里，两棵苍老的老槐树沉默伫立，撑开一片浓密的绿荫，也投下斑驳的旧时光，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，微薄的工资时常被拖欠，成了村里人嘴里的“白条”；母亲则在镇上的纺织厂做临时工，日夜与轰鸣的机器为伴，那双操劳的手上，总缠着洗不净的油污和纱布。
家里最值钱的物件,一是父亲那台用了十几年的“熊猫”牌收音机，沙哑的喇叭声是林建国了解外面世界唯一的窗口；二，便是他书桌上那盏盏不灭的马灯。
“建国，别熬太晚，明儿还得早起呢。”母亲端来一碗刚煮好的地瓜粥，碗边还沾着几粒米星，是她粗糙生活里最温柔的注脚。
“没事，妈，这道解析几何我再琢磨琢磨。”林建国头也未抬，目光胶着在草稿纸上，纸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辅助线，铅笔芯不知断了多少次，他的手指肚早已被石墨灰染得乌黑。
那盏马灯的火苗在夜风中摇曳不定,将他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土墙上，时而拉长，时而缩短，像一棵在风雨中顽强生长的歪脖子树，墙上，三张泛黄的奖状是他全部的荣耀：县数学竞赛一等奖、地区作文比赛优秀奖，还有一张“三好学生”，这些，在父亲眼中，是他走出这座村庄的“船票”。
父亲蹲在门槛上,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。“今年全省就招四万大学生，你只要能考上中专，就能端上‘铁饭碗’。”他吐出一口浓烟，声音沙哑而疲惫，“咱家供不起大学生，中专毕业，就能回镇上教书，比爸强。”
林建国没有说话,他懂，父亲说的都是大实话，隔壁家的二柱子，去年考上中专，如今在镇上的粮站工作，每次回来都骑着锃亮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车把上总会挂上一两包水果糖，那是他童年最羡慕的风景，可林建国的心里，总有个不甘的念头在萌芽：他想看看大学是什么样子，想读懂那本在县新华书店橱窗里孤放了半年、他只敢隔着玻璃匆匆翻过几页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考场外的“战场”
高考前三天,几辆小汽车突兀地停在了村委门口，下来几个穿着体面的人，自称是县里“希望工程”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找到了林建国，递上一份资助协议：愿意全额资助他读完大学，但前提是，他必须报考“师范定向”——毕业后必须回到村里任教五年。
“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”父亲激动得双手都在颤抖，连烟袋都忘了拿，“咱家不用掏一分钱，你还能继续上学！”
林建国却沉默了,他的脑海里，瞬间浮现出县城书店里那位和蔼的阿姨：“小伙子，这本书二十块，你攒够钱再来。”他攒了整整三个月的零花钱，结果母亲生病，那笔钱最终变成了药片，师范定向，无疑能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，可那真的是他想要的未来吗？
那个夜晚,他在昏暗的马灯下，给在县一中教书的表哥写信，表哥是他唯一的“外界联系人”，信里总会夹着几张省城的报纸，还有几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旧杂志，他在信里写道：“表哥，我想考普通大学，可家里……”
三天后,表哥的回信到了，只有寥寥数语，却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他迷茫的心：“考出去，别回头，你爸的烟袋我替他收着，等你大学毕业，给他买最好的‘大前门’。”
高考那天,天还没亮，林建国就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粗布书包出发了，书包里，装着两个煮鸡蛋、一瓶凉白开，还有那张被母亲抚平了无数遍的准考证，村口的老槐树下，站满了前来送考的家长，二柱子的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声音洪亮：“建国，放开了考！考完了回来，我借你自行车！”
考场设在县一中,红砖砌成的教学楼，绿漆刷过的窗框，在阳光下显得气派而庄严，林建国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能听见窗外聒噪的蝉鸣和远处操场上隐约传来的哨声，发卷时，他的手心沁出了一层薄汗，监考老师敲了敲他的桌子，带着一丝笑意：“同学，紧张啥？又不止你一个人考。”
第一场是语文,作文题是《我的梦想》，当林建国写下“走出村庄”这四个字时，笔尖突然一顿，鼻尖一酸，他想起小时候，跟在父亲身后去镇上赶集，第一次看到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，他好奇地问：“爹，那些车去哪儿？”父亲停下脚步，指着远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去远方的远方。”
考数学时,他被最后一道解析几何死死困住，窗外的蝉鸣像一把无形的锯子，拉扯着他紧绷的神经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想起表哥信里的“别回头”，想起马灯下自己熬得通红的双眼，想起父亲佝偻的背影，一股莫名的力量从心底涌起，他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笔尖如神助般一抖，那道困扰他许久的辅助线，豁然开朗。
等待与远方
考完试,林建国没有立刻回家，而是去了县城的表哥家，表哥家住在拥挤的筒子楼里，两间小房，表嫂和孩子挤在里屋，表哥则睡在外屋的书桌旁，表哥为他煮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，卧了两个金黄的荷包蛋，说：“考完了就放松点，别总绷着弦。”
成绩公布那天,林建国正在院子里帮母亲晒地瓜干，村支书骑着自行车，气喘吁吁地冲到他家门口，老远就激动地喊：“建国！考上了！省重点大学！”
林建国手里的簸箕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地瓜干滚了一地，母亲的眼泪瞬间决堤，顺着她饱经风霜的脸颊无声地滑落，父亲则蹲在地上，从怀里颤巍巍地掏出烟袋，摸索了半天，却怎么也点不着那簇火苗。
林建国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,录取通知书寄来时，那火红的封皮上烫金的“录取通知书”五个大字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刺得人眼眶发热，父亲卖掉了家里唯一下蛋的老母鸡，又挨家挨户借了三百块钱，才凑齐了学费，送他去火车站那天，父亲将一袋炒得喷香的熟花生塞进他包里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到了省城，别省着，该吃吃，要是想家，就看看这花生，是你妈在炕上，一粒一粒炒的。”
火车缓缓开动,林建国透过车窗回望，看见父亲依旧站在月台上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没点着的烟袋，腰身佝偻，像一株被岁月和风雨压弯了腰的老槐树，在站台上变得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视野的尽头。
他突然想起父亲口中的“铁饭碗”，想起二柱子的自行车，想起那盏摇曳的煤油灯下自己孤单的影子，原来，有些远方，真的需要拼尽全力，才能抵达。
一九九六年的夏天,蝉鸣依旧，热浪依旧，但对林建国来说，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不一样了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