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，农村独生子女高考优惠政策

《那十分之外的重量》

晨曦初露，第一缕光线刚刚漫过村口那棵虬枝盘错的老槐树，李建国便已蹲在湿润的田埂上，他粗糙的手指熟练地捻着烟丝，那是自家地里收的，带着泥土的醇厚；烟纸，则是从镇上小卖部赊来的，欠条在抽屉里已经积了厚厚一沓，指尖被经年的烟草染成深沉的黄褐色，恰似脚下这片沉默而厚重的土地，他的目光越过连绵的田畴，望向远处高中教学楼模糊的轮廓，心中不由得想起昨晚儿子李明打来的那个电话——模拟考成绩出来了，比去年的省控线高了整整三十七分，可距离他魂牵梦绕的师范大学，依旧隔着那道看似无法逾越的、十分的鸿沟。

“爹，要是我能加上农村独生子女的那十分就好了……”电话那头，儿子的声音清亮依旧，却难掩尾音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像一根细弦,轻轻拨动了李建国的心。

李建国没有应声，只是将那支未点燃的烟在坚硬的石头上磕了磕，仿佛要磕掉心头的烦闷，烟灰簌簌而下，落在新绿的麦苗尖上，那十分，便也如这烟灰般，悄无声息地，化作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压在他这个当爹的心上,更沉沉地压在了这个苏北小村的每一个晨昏里。

泥土里的“特权”

李明家，是村里那个年代里，为数不多的“光荣的独生子女户”，三十年前，计划生育政策的飓风席卷了这片平原，村头高音喇叭里“一个孩子不少，两个孩子正好”的口号，与拖拉机在田埂上突突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，刻进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，李建国和妻子，响应时代的号召，毅然做了结扎手术，将所有的希望，都倾注在了独子李明身上，那时他们未曾料到，这份当年引以为傲的“光荣”，竟会在二十年后，变成高考考场外一根看似触手可及,却又重若千钧的救命稻草。

村里，像李明这样的孩子，还有七个，他们的名字，被用红笔郑重地写在村委会的黑板上，旁边则用粉笔歪歪扭扭地标注着“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”十个字，这十个字，在村民眼中，既镀着一层金灿灿的希望，又裹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，有人羡慕得直咂嘴：“老李家这是祖坟冒青烟了，孩子读书还能有这等好事！”也有人私下里嘀咕，带着几分不甘与不解：“不就生一个孩子吗？凭什么城里人就享受不到这等待遇？”

政策的天平，试图在公平与补偿之间寻找一个支点，江苏省的规定清晰而明确：户籍在农业户口、父母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考生，可在高考成绩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，这十分，二本线边缘的孩子而言，是足以跃入本科殿堂的阶梯；一本线上的学子，则是叩开名校大门的临门一脚，这扇门，只为特定的人敞开——你必须是“农村户口”，必须是“独生子女”，你的血脉,必须深深扎在这片土地的根系里。

账本里的青春

李建国的账本，是一本用铅笔头在旧日历背面写就的“家族史诗”，第一页，字迹尚显稚嫩：“1998年，明出生，办独生子女证，交押金200元。”这200元，是那个年代对一个“的投资，第二页：“2006年，明上小学，学费免了，可每学期15元的杂费，也得从鸡蛋钱里抠。”第三页：“2019年，明上高中，学杂费、生活费一年下来一万二，我养猪养鸡，加上种地的补贴，刚打平。”

而最厚、也最沉重的一页，记录着儿子高三一年的开销：“资料费800元，补课费3000元（托人找退休老师偷偷补的，不敢声张），营养品每月500元（自家产的鸡蛋、牛奶，省着给明吃），模拟考试报名费200元……”铅笔字密密麻麻，横竖交错，最后用红笔狠狠画了一个圈，旁边注着：“总计：15800元。”这个数字,几乎是他和妻子一年的全部血汗。

“这十分，到底值不值？”李建国常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和同为独生子女户的老王相对而坐，沉默地抽着烟，老王的女儿去年加了十分，考上了南京的农业大学，如今在实验室里养细胞，视频里穿着白大褂，说话细声细气，是村里人眼里的“凤凰女”。“值！太值了！”老王吐出一个烟圈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眼中的光却格外明亮，“要不是这十分，我女儿现在怕是在镇上的纺织厂，一天站十个小时了。”

但李建国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十分背后，是一个家庭三十年的孤注一掷，他和妻子从未出过远门，最远只到过县城，为的是给儿子攒下每一分学费，亲戚朋友开口借钱，他们从没拒绝过，自己却常年咸菜就馒头，把油腥都留给了儿子，儿子房间里的台灯，常常亮到后半夜，窗玻璃上结的霜，也冻不透那股子向命运抗争的、滚烫的劲头。

天平上的公平

这项政策的实施，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争议，有人说，这是迟来的“补偿”——当年为国家大局牺牲了生育权，如今理应给予这些家庭的下一代一些倾斜；也有人质疑，这是新的“不公”——城市独生子女同样面临激烈的竞争，凭什么只因户口不同,就能在起跑线上多出十分？

教育界的调研数据，为这场争论提供了冰冷的注脚：农村学生的高考录取率，仅为城市学生的三分之一，而能进入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，更是低得惊人，在教育资源本就悬殊的巨大鸿沟前，这十分，像一根脆弱的杠杆，试图撬动一些失衡的天平，但杠杆的另一端，压着的是城市里同样优秀的独生子女，是那些为了“鸡娃”而彻夜不眠的焦虑家庭。

李明不关心这些宏大的道理，他只拥有自己切身的感受，去年暑假，城里的表哥来家里小住，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学校里的竞赛班、外教课和丰富的社团活动，眼里闪烁着李明从未见过的光芒，而他的暑假，是在田里帮着收玉米、在镇上顶着烈日打零工中度过的。“表哥不用加分，也能上好大学。”他对李建国说，声音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、不服输的倔强。

李建国粗糙的手掌，带着劳作的茧，轻轻摸了摸儿子的头，那触感让儿子下意识地一缩。“咱农村娃，就得比城里娃多吃点苦，”他的声音沙哑而坚定，“这十分，不是谁施舍的，是你爹妈当年，把一个‘生育指标’，换成了一张通往未来的‘入场券’。”

那十分之外的重量

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李明考了587分，当那鲜红的“+10”出现在屏幕上时，总分597分，超了师范大学录取线23分，李建国蹲在田埂上，卷了三根烟，却一根都没抽完，烟头就烫在了手背上，他浑然不觉，他给儿子打电话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“明啊，爹没本事，没本事给你别的，但这十分，爹给你挣到了。”

电话那头，李明早已泣不成声：“爹，我知道，你手上的茧子，妈眼角的皱纹，每一道，都是我的分。”

后来，李明去师范大学报到，他的行李箱里，塞满了母亲炒的瓜子、父亲晒的红薯干，每一颗、每一片，都包裹着家的味道，李建国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看着儿子背着行囊，坐上通往县城的班车，车子渐渐远去，最终变成一个小黑点，消失在路的尽头,也消失在他湿润的眼眸里。

他深知，那十分，是政策给予的机遇，是时代烙下的印记，更是这个家庭用三十年青春与孤注一掷换来的回报，但比这十分更重、更沉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