抚顺高考，抚顺高考分数线

抚顺高考记

抚顺高考记

抚顺的晨光,总带着一种独特的质感，仿佛浸润了百年的工业记忆，空气中，若有若无的煤尘气息与草木的清露交织，为高考倒计时牌上那日益锐减的数字，镀上了一层朦胧而坚韧的金色，这座因煤而兴、又因煤而转型的城市，此刻正屏息凝神，将无数家庭的期待与焦虑，悄然熔铸成一张张写满公式的试卷，静待一场青春的淬炼。

在望花区一间陈旧却整洁的居民楼里,李明宇正在与时间赛跑，他的书桌，俨然一座被“五年高考三年模拟”堆砌的孤岛，台灯的光晕，是这片孤岛上唯一的灯塔，墙上，“清华大学”的校徽在光影中微微发亮，那不仅是矿工儿子的梦想，更是父亲在井下黑暗中匍匐了二十个春秋，用汗水与煤灰换来的沉甸甸的期望，当第一缕晨光刺破窗帘的缝隙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时，李明宇的口中，已默念完了第三遍政治提纲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

抚顺特钢厂子弟学校的张晓雨,正对着镜子最后一次整理校服，她小心翼翼地将母亲连夜缝制的“金榜题名”红绳系在手腕上，那红绳是用母亲下岗后摆裁缝摊积攒下的零碎布料精心拼凑而成的，针脚细密，承载着最朴素也最真挚的祝福，窗外，厂区的宿舍楼如同一座座沉默的哨兵，许多窗户都透出彻夜不熄的灯火，散落在熹微的晨光中，宛如一颗颗守候的星辰，每一束光里，都有一个未来的心跳。

清原满族自治县的高考点,天色未明，警灯已闪烁着庄严的光芒，交警们早早地疏导着交通，他们的身影在晨雾中显得格外挺拔，这个以林业和农业为生的县城，高考是无数孩子走出大山、看见更广阔世界的唯一阶梯，带队老师王建国，正逐一检查着学生们的准考证和文具袋，他手中的保温杯里，泡着一截长白山的人参，这是学生们口耳相传的“聪明药”，更是师者无言的守护与期盼。

抚顺市第二中学的考场内,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，监考老师用平稳的语调宣读着考试规则，声音在寂静中回荡，主考官赵建国，也是1982年的高考生，四十年前，他就是从这个考场走出，成为抚顺市第一个叩开北大之门的学子，他目光扫过台下那些紧张而年轻的面孔，恍惚间，仿佛看到了三十六年前的自己——那个同样穿着洗得发白蓝布工装，眼中却燃烧着同样火焰的少年，岁月流转，传承不息。

新抚区的考点外,早已是人头攒动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期盼混合的味道，卖烤红薯的王大娘，特意推着她那辆熟悉的小车，支起简易的茶水摊，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递上一杯杯热茶。“我儿子十年前就在这儿考的，”她一边搓着粗糙皲裂的手掌，一边笑着对旁边的人说，“现在在哈尔滨读研究生，每年都给我寄好茶叶回来。”那滚烫的茶水在一次性纸杯里氤氲着白雾，升腾起的是这座城市最质朴、最温暖的祝福。

当考试结束的铃声划破长空,抚顺的天空毫无征兆地飘起了细密的雨丝，考生们如潮水般涌出考场，表情各异：有人如释重负，嘴角扬起灿烂的笑；有人眼眶泛红，泪水与雨水交织；也有人茫然地望着灰蒙蒙的天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李明宇走出考场，一眼就看到了父亲，那个在井下习惯了沉默的男人，此刻穿着湿透的工作服，像个孩子般局促地站在雨里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束沾着露水的野花。“凌晨四点去矿区山上采的，”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，“野花，比那些温室里的康乃馨，有劲儿。”李明宇鼻头一酸，那束朴素的野花，瞬间成了这个夏天最美的勋章。

张晓雨在考场外见到了母亲,那个平日里总说自己“不累，没事儿”的女人，眼下挂着清晰可见的黑眼圈，眼角的皱纹似乎也更深了些，母亲从布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保温饭盒，打开的瞬间，热腾腾的酸菜白肉香气扑面而来，那是抚顺人刻在骨子里的熟悉味道，是无论走多远都魂牵梦萦的家的气息。“考完了，回家好好吃顿饭。”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却温柔得能抚平一切。

夜幕降临时,抚顺的矿区亮起了点点灯火，那些曾照亮城市工业辉煌的灯火，此刻褪去了白日的喧嚣，以一种温柔而深邃的目光，注视着这些刚刚经历人生大考的孩子们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故事仍在继续：有人正对着答案紧张地估分，笔尖在草稿纸上飞快地演算；有人已经开始在志愿书上勾勒未来的蓝图，眼神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；也有人只是静静地望着远处的煤山，那座沉默的山峦，承载着这座城市最厚重的记忆，也孕育着无数人未来的无限可能。

抚顺而言,高考从来不仅仅是一场考试，它是这座转型中的城市，给予每个年轻人的平等机会，是无数普通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，是煤城晨曦中永不熄灭的灯火，当最后一科考试的铃声最终落下，抚顺的夜空里，仿佛有无数颗星星开始闪烁，它们照亮了这些年轻人前行的路，也照亮了这座城市，在告别与新生交织的路口，走向更加开阔而充满希望的未来。